有三种人留名世间。一是专门让人家来写的，一种是专门写人的，另一种既让人写他又写人。这其中当然以第三种人最伟大，既有事功，又能为后人留下思想的遗产。印顺长老即是属于第三种人。
印顺长老的弟子、门生以及受他影响的佛教内外学者之间，都称他为印顺导师，又有人称他为论师，实则他是一位伟大的三藏法师；他对佛学的深入和广博是超宗派、超地域、超时代的。以他的著作而言，古往今来的中国佛教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有这样的涵盖量。他除了不似古代的三藏法师们立下译经的伟业之外，对于佛法的探讨和认知极少有人能出其右。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印顺长老的推崇略嫌过分，然而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弟子，没有必要对他做夸张的过誉之辞。由于他的著作太多，我并未全部阅读，即使是其中的重要作品，也不曾完全精读，因此不敢说对印老的思想有多么透彻的认识。但每读他的著作，不论短篇或大部，都会为我带来启发，并对佛法有些新的认识；因此我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带有他老人家思想的影子。印老虽常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佛学者，其实是"德不孤，必有邻"。
由于他的思想是非传统的，在数十年来的中国佛教界不时引起传统佛教的争议，但这种情况即将随著时代的演变而成为过去。新一代的佛教学者已逐渐认同印老的思想，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时代主流。我虽晚学，对他的著作或思想也曾写过几篇文章。一九六0年，印老的《成佛之道》出版，第二年我读过之后，写了一篇心得（点击连接）发表于《海潮音》。后来在东京留学期间，虽然功课很忙，依然抽空阅读他的著作。
我觉得以印老的深度，在日本早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可惜他的著作没有采用现代学术的形式。例如只引用资料却未注明出处，甚至连卷数都不予说明，这是古代论师以及各宗祖师造论、疏经的模式。印老毕竟是非常人，当他得到类似的反应之后，立刻采用日本现代学者撰写论文的方式，由此而写成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国禅宗史》，那是一九七0年的事。
此书传到日本，立即受到大正大学一位中国文学讲师牛场真玄先生的重视而将之译成日文，并且主张由大正大学颁予论文博士学位。当时牛场先生正好是我私人的日文老师，经过一年多的联系和奔走，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由我和印老的学生吴老择先生代表接受这项学位。中国出家人获得博士学位，印老是第一位，这也说明了中国有符合国际水准的佛教学者。当时的我距离得到文学博士学位尚有两年，然心中觉得纵使我得不到学位，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交白卷，所以感到无限高兴，曾写一篇〈划时代的博士比丘〉作为纪念，发表于《菩提树》二四九期。
一九七六年，我出席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佛教历史学会，在会中发表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介绍蕅益、太虚、欧阳竟无以及印顺长老，这也是国人第一次以外文向国际介绍印老的思想。后来那篇文章收在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由Dr. A. K. Narain主编，一九八0年在印度德里由B. R. Publishing Coporation出版。另外我也曾为印老的《中国禅宗史》写了一篇介绍文，登载于日本的《中外日报》。后来这两篇文章的中文稿，在中国文化学院的《华学月刊》第十三期及六十五期分别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