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谈从政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孔子谈从政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鲁国实权派人物季康子曾问孔子，仲由、端木赐、冉求“可使从政也与？”孔子很有信心地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有什么难的？弟子也多人问政，其中就有被孔子称为“达”的端木赐。孔子回答他：“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勾勒了三驾马车的理政思路。但子贡喜欢刨根究底，“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以为三驾马车当有轻重主次。

食为政首犹可弃。孔子尚古，无需讳言，不仅自述“信而好古”，还赞美“敬授民时”的尧。孔子以为尧“成功”之道在于“所重民、食、丧、祭”。

民、食之所以为重，朱熹解释，“民，国之本也。食，民之命也”，都属国本。我们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发轫之际便已孕育仁爱。在今天“食”也仍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物资。然而在孔子眼里，“足食”更关乎百姓生存，是“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物资保障，是“仁”之首务。无“食”则无民，有“食”则国安。孔子讲“修己”，但“修己”不是目的，“安百姓”才是目的。三驾马车“食”当然是主驾。

可如此重要的“食”却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之。信誉如生死，宁肯死于无食，不能死于无信。人格“刚”，国格也要“刚”。何况老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

“足兵”为要仍可弃。禹以后，“城郭沟池以为固”，“兵”免不了了。但《论语·述而》记“子之所慎：齐、战、疾。”兵戎战事虽系护国守民之务，但毕竟要流血。《书·康诰》记周公告诫卫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周公之意，孔子领会深刻，于《孝经·圣治》说：“天地之性，惟人为贵。”因而，孔子慎而少言兵，翻遍《论语》也仅见三五处。一是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反对不加训练拉民做炮灰。二是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人“三载考绩，七年已踰再考，此乃言其久”。习兵练武七年，当今军校本硕连读也完成了，孔子要的是民可战但不伤亡或者少伤亡的必要保证。三是“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于卫灵公话语中听出心思有战，不能苟同，带众弟子离开卫国。孔子不能接受君好战而由百姓去偿付战争的代价，“去兵”自是首选了。

但孔子也并不讳言兵。于邦国言，孔子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世家》就记齐鲁夹谷会盟，孔子为鲁司寇便武助 文事。于天下言，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言“足兵”，但一定是“天讨有罪”，“使之绝恶”，比如汤伐桀，武王伐商纣，“顺乎天而应乎人”。

“救无辜，伐有罪”，“兵”也并非唯一途径。“近者悦，远者来”，孔子以为美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孔子认为这样的途径最理想。《论语》就记孔子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理由便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不用兵而天下安，“讲信修睦”，“信”而胜兵，历史经验多证之。

“民信之”，信不可失。《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论“信”并不多，仅有38处，远不及“仁”“知”和“君子”。但孔子却认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失。视“信”为理政和做人的根基。

“信”之所以是一切人事的基本原则，在于“信，诚也”。信谓人言，言为心声。在心要真，合意为信，孔子极为看重。“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相反，“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先进》篇还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诗》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如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南荣反复诵读，孔子便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南荣。孔子认为治国治家一理，必要重诚信之人。

有一次子贡问“士”，并又接二连三“敢问莫次”。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一诺千金竟勉强可以算做末一等的士，何故？有位很像孔子的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用刘宝楠的话说：“义所在，则言必信，行必果；义所不在，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诚信时常互训。《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因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孔子“仁以为己任”，授徒力行之，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