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佛教是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传入的，历经各代，屡有兴衰。历史上一直以南岳衡山为中心，以长沙为重镇，天台宗、禅宗、净土宗比较盛行，禅宗祖庭遍布各地。唐末五代北宋间，可以说是禅宗传播的中心。进入近现代后，逐渐衰落。民国时期，寺院的分布可以用“三山、两市、数县城”一语概括，三山是：南岳、沩山、岐山；两市：长沙、衡阳市；数县城：长沙、益阳、宁乡、湘潭、耒阳、浏阳等，各有规模较大的丛林，僧侣聚居，修持讲学不辍。但经济基础是中世纪性质的，十分落后。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给湖南佛教带来涤瑕荡垢的机会。43年来，湖南佛教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变革求存时期，严重挫折时期，全面恢复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66年。我国社会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佛教僧徒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也随之变化。各地僧尼普遍以寺院为基地，从事手工和农业生产劳动。爱国僧人明真法师提出“寓修持于劳动，把生产当佛事”的思想，得到僧尼的支持。50年代初长沙市尼众生产合作社和南岳宗教徒农业生产互助组起了先锋作用。据1966年统计，从事手工和农业生产者，分布在长沙、湘潭、益阳、醴陵，衡阳，邵阳、宁乡、南岳(属衡山)、衡南、常宁、黔阳、宁远、郴州13个县市。南岳比丘戒圆为倡导生产，写了不少论文和通讯。各地僧尼实现了劳动自养，生产自给，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这一现象是历史上少有的。
长沙市的佛教房地产和南岳香火收入，实行统一管理，合理分配。这一措施对长沙、南岳两地佛教事业的维持和发展，起了莫大作用。第一，支持了生产；第二，解决了老年僧尼的生活费用。第三，提供了佛教活动经费，如派人进中国佛学院学习，形成佛教骨干力量，人数虽少，后来都成为各级佛教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和著名大寺的恢复者，也有在佛学研究方面稍有造诣的。此一时期，居士黄益毅研究禅宗，发表过论著，比丘明真法师，结合当代实际，写了一些引人注意的佛学论文。1955年他到北京工作，但他始终是湖南佛教徒的精神领袖。此外，僧尼作为国家主人，参政议政，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当政协委员，从省到各县市都安排了适当的人选。
第二时期，“文革”十年，极左思潮泛滥，佛教文化荡然无存。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原道》中主张对佛道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不幸都实现了!湖南长沙、南岳、益阳、湘潭、衡阳、耒阳、浏阳、宁乡、洪江、望城、衡南等地著名丛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佛教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广大佛教徒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仍然没有动摇。
第三时期，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起。宗教五性论和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协调这些论述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处于全面恢复时期。中国佛教协会提倡人间佛教，对各地佛教徒发挥了指导作用。(一)重点恢复了14所著名佛寺，开放了大小佛教寺院近1000所，分布在50多个县市，僧尼近 3000人。14所佛寺是：长沙麓山寺、开福寺，南岳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浏阳石霜寺，宁乡密印寺，衡南县仁瑞寺，益阳白鹿寺，湘潭海会寺，衡阳雁峰寺、洪江大兴寺、平江东山寺。有些略具丛林规模。(二)通过佛学院的培养，涌现了大批中青年佛教知识分子，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约20人。目前能在佛教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有圣辉、终宜、性空、自然等。他们有的在北京工作，或任教于佛教院校，或继续深造。他们是湖南佛教的未来。(三)各级佛教社团纷纷建立。“文革”前，湖南只有长沙、南岳、永兴3个佛教协会。80年代以来，先后发展到23个。1985年还成立了以明真法师为会长的湖南省佛教协会，开展了不少工作。南岳佛教协会工作成绩比较突出。1987年在祝圣寺恢复了历史悠久的南岳佛学讲习所，属初级性质；向中国佛学院输送了一些学生。该会并在南岳组织力量，开坛传戒，在南台寺、祝圣寺恢复方丈制。该会主办的《磨镜台》杂志也即将创刊。(四)学术界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印度佛教史》的翻译者王世安先生，就是宁乡县第一中学的退休老师。《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为吴立民先生与人合著，是一部涉及佛学的好书。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最近在南岳成立，为佛教文化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今后佛教既寄希望于拥有经济实力又愿意发心办事业的诸山长老，更寄希望于新一代的中青年知识僧人。我们希望中国佛教协会加强对湖南佛教的领导，使我们真正发挥献身四化、振兴中华、绍隆三宝、续佛慧命的作用。(信息来源：摘自《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