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占有优势，而且对人类社会主体信仰结构的重建，以及推动世界真正的和平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针对当代社会存在的自然、社会、精神诸多现实问题，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自利利他的品质、自净其意的修法，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倡扬社会风尚，提升人格形象。佛教徒在信仰活动中，具有积极入世的胆略、超越现实的情操、自我批判的气度，将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本文试从“价值”的视角出发，论述佛教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积极作用，谈一些看法，供关心佛教命运的善知识们批评指正。
“价值”一词原来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名词。西方哲学中专言“价值”是近现代以来的事，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价值哲学成立之后。但是，价值现象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价值问题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古今中外论述价值的思想学说早已经存在。价值(Volue)一词，本义原是“可宝贵，可珍惜，令人喜爱，值得重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兼有“好、有用、善、美、宝贵、重要、有意义”等涵义。那么，历经两千多年风刀霜剑的佛教，沐浴21世纪曙光雨露，还能焕发出什么样的生机，其社会价值又将如何发挥呢? 从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看佛教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进程，它没有最终的状态和归宿。因此，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时空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沟通和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实际上，全球化在推动了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特点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根据其他参与者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且，统一性也会强化参与主体的自我认同意识。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利益，人类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打破时空和种族、地域限制，形成全球文化。全球文化要求从全球意识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文化共性的意义。它意味着对霸权主义的排斥，但也对偏居一隅、抱残守缺观念的唾弃。共性隐含在个性之中，个性能在共性中展现。全球文化实际上是文化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现的同时寻求文化的共性，使蕴涵的共性潜质发挥出世界性价值。 这种关于全球化的认识，拓展了认识佛教当代价值的广阔的视野。佛教原本就是世界性宗教，早就“文化全球化”了。理论上如此，但是，对中国佛教徒来讲，实践上还很滞后，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风采。其原因是复杂的，甚至不能算是佛教徒自身的错，但面对风势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缺乏自信自尊，或许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对佛教的自信自尊，成为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思想前提。也就是说，论及佛教的社会价值，必须先确信其“能够”，而后“才能”。一旦我们举目回望，就自然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佛教是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 我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以儒佛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儒佛道文化是东亚、东南亚文化结构中的主体。儒佛道思想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宗教文化信仰，是东方民族心理、气质、价值趋向的灵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尤其是它的哲学智慧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要素或环节，对它进行现代的诠释，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一个有效途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指儒、道、释(中国化的佛教)自身所固有的精神。”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国佛教，进而传入东亚、东南亚，而在印度佛教衰落之后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在东方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间广泛地交流传播，使古代东方成为一个文化上统一的整体，佛教智慧成为东方文化精神。佛教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之一，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中国佛教自汉唐及元明清，由盛转衰，渐渐淡化了社会主体文化。虽然近代一些仁人志士竭力弘扬以图振兴，当代社会也有各种机遇，但佛教界固守传统的惰性及不良的倾向导致的信仰主体的缺失，使中国佛教在面临机遇与挑战之时，尚显力不从心。回顾历史以资借鉴，寻求佛教服务社会人生的潜质，期望佛教对未来人类文明继续作出独特的贡献。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是东方文化史上的重大现象，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印度佛教代表印度古代文明的精神价值，它与中国固有的哲学风格、宗教观念、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印度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相互碰撞、激荡、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日趋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新学说。这是古代东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的系统交流，是两种异质文化互相接触、影响、作用的成功模式。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在东亚文化圈里，中国佛教哲学内容最丰富、最深刻，是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它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代佛教学者双向选择和自我组织的结果，是他们的思想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佛教哲学中的终极关怀、果报、心性、直觉等诸多方面充实与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并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部分。 (二)佛教在东西方文化互动中占有优势 1997年9月1日，由24位国际著名政治家发表《人类责任宣言》，以弥补《世界人权宣言》的不足，与人权宣言并行。这一宣言明确提出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统一、互补并共同约束人类行为，让东方的道德标准也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为人类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它打破了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主宰世界的格局，标志着东方文化随着东方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崛起，使东西方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互相容纳和制衡。 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信仰。东西方文化有一些是相通相同的，比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应该遵守的人类美德。但是，作为异质文化，东西方文化也有四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形成不同社会伦理结构。东方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个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相互尊重。西方文化则相反。强调责任义务，有利于人际关系的亲切和协调，有利于减轻社会对个人的负担；但是也往往成为个人权利的被剥夺以及要承担无限的要求。而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文化，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得到保证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容易使人情淡薄，伦理适当。第二个区别是东西方文化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东方文化重视动机和出发点而轻视效果，西方人重视效果不重视动机和出发点。结果是东方文化导致重视道德而手段落后，西方文化手段发达而道德不张。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东方文化强调人性善，因此主张道德治国，强调道德的作用。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恶，因此注重法治，强调权力制衡、界定。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西方人重视演绎与分析，善于把事物整体分成部分，专业化、专门化，在假设之上进行理论推演，从一般到特殊，发现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从特殊到一般，从整体中发现一般规律。前者发散性容易导致知识爆炸而无法掌控，后者的收敛性不利于深入的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创造者们已经把西方的分析与演绎法学到了手，又把自己所擅长的归纳、类比与假想(想像)发扬光大。这种杂交式的思维方式当然优于单一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人在方法论方面赶超西方已经完全没有问题。这为中国再超西方准备了方法论上的优势。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基督教思想占主导地位。基督教(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属于犹太教的“一神教”体系。其中，“唯实论”与“唯名论”是主要的思想特色。唯实论主张共相离开个别而存在，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强调共相只是事物的名字和符号，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它们这种思想思维模式，将事物对立和孤立起来对待，而最终成就“上帝主宰一切”的宗教理念。当这种文化心态与封建的世俗权益相结合，便产生一种狭隘的、自私的、强烈排他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的甚至是极端的“二元论”，依自己的“生存意志”去割裂世界。比如，尼采认为，生活与道德的最高准则是以意志去统治一切，要用贵族政治去统治“异己”，因而，“战争即道德”。这实际是极端的权力意志。尼采的这套理论成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灵魂。有关理论虽然促使了“个人奋斗”及“物质文明”，但是，相伴而来的争斗，使他们在践踏“异己”之时，也必然带来自身的毁灭。两次世界大战中侵略者的最后失败，以及当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都揭示了这个道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中后期以来，深切关怀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未来的人们，本着超拔出自身立场和超拔东西方差异的宏观精神，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自由而理智地展开了跨世纪的对话。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与英国历史汤因比(1889—1975)、意大利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恰(1908—1984)、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前国际宗教社会学会会长威尔逊以及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校长罗古诺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之间多层面的探讨，最为引人注目。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向，他们总体的观点是相通的。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建立在“一神性主宰”宗教理念上，而演绎出的那种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只尊重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信仰者，特定的阶级的生存、利益和发展，而且肆无忌惮地毁灭其他生命。然而，东方文化中“多神教”思想，其实是对一切生命的普遍尊重，又因而转化成相互友爱的社会伦理，所以，和平的内涵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当然，东方文化中的封建性特点，容易产生对个人创造性的压抑，也容易导致文化的停滞，这也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稳定才能发展，和平应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在于东方文化。其中，佛教(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将承担重要角色。 佛法可以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高深的智慧和宽大的慈悲精神，使整个生命系统在协调之中安祥平静，又具有一种合理的生命动力。佛法中依正不二、佛性平等、菩萨心行等种种智慧和精神，正是救治社会人心的良药，那种实践意义上的涅槃之境和现实意义上的极乐净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特别是佛法强调人类要从深层心理上和具体实践中，彻底消除“我执”，实现精神世界的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将成为建立持久和平的根本。因而，汤因比先生期待这种宗教理念，“被整个世界接受”。 近年来，中国的佛教研究者也通过对比研究，肯定地指出：“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认为，“在科学向宗教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却独擅胜场。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佛教当仁不让地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 (三)佛教对当代社会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转变。这些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取向都急剧地裂变和重新组合。从广阔的文化视野考察，从本质上讲，这种转型也是关于人生信念、道德准则等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对于佛教在内的宗教文化，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已经是公认的结论。不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三个代表”的提出，乃至到现在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理论，无不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中国社会需要依靠自己内在的传统文化精神，构造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学者们认为，多年来，在“破字当头”的思维导向下，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其中虽有一些进步的取舍，但是，将人生价值系统注入了十分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导致了突出政治为终极追求的文化心理。实践证明，这种唯政治思维为导向的价值追求，最终并不能建立一个多维视野的、层次谨严的、稳固的文化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在不同层次的人们中多次发生的价值失落、心灵彷徨、信仰动摇之类的危机，便是明证。但是，在当前进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又蔓延出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对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而无所作为，或者再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极端做法。究其社会原因，根本还在于“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现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已是全社会有识之士之共识。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多种形式弘扬优良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的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正是为此作出的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7日在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提出：“利用宗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有关讲话中提出，要鼓励宗教界人士充分挖掘宗教教理教义中的素材，加以整理。以往习惯于“以政代德”，任何事情都用政治干预或代替，反而破坏了深厚的社会道德基础。事实上，如果道德失去信仰的依托就很难得以内化。道德建设需要信仰的支撑。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无不证明，政治、法律不能代替道德，宗教的重要价值在于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前者是治理社会的“他律”手段，后者是内在的“自律”力量。后者是潜移默化的，更加持久。佛教理念及其信仰，是具有“自律”特长的，必然在当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