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最好宗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的含义就是觉者，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人。释迦牟尼佛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其佛教经典是全世界知识宝库中最熠熠发光的明珠。佛教研究的是人生和宇宙的真理，内容涉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理现象和 心理现象。佛教不但启迪人们的智慧，还规范人们的行为。佛陀教育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人们引向善良、诚实、友爱、无私利他的一种境界。当今世界纷争 不断，各党派、各宗教你争我夺，流血冲突不断，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但却从来没有哪个事件是由于和佛教有关引起的。相反，只要是在有灾难或有困难的 地方，就有佛弟子救灾救难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佛教对人类世界和平、和谐的贡献。正是基于佛教这样伟大的影响力，佛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响力 早已从古老的东方发源地，穿越万水千山，走向世界各地。根据出版于1982年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调查，佛教徒在欧洲有21万人，北美约有近19万 人，南美有大约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和侨民，他们分属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自从佛教传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环境， 在戒律与仪式上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本文只是聚焦美国，把佛教在美国的状况呈现与读者，使读者对美国的佛学研究及佛教对美国人的影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佛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
1、美国人对佛教的理论研究美国的佛学研究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学 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编译《东方丛书》工作。华伦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撰写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 日本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述，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佛教的急剧发展，佛学研究也掀起新高潮，在50-60年代，禅 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有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亚姆斯的《禅与 美国思想》(1962)、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等。美国的禅宗形式各异，风格独具，有所谓颓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 等。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各国佛教现状调查研究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尔奇教授发表了三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 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70年代后，西藏的密教传入美国，涌现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藏传佛教的著作，如韦曼的《佛教的创始与怛多罗的传统》(1962)、埃克沃的《西藏的宗教习 俗》(1964)等。迄今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佛学博士学位，出版定期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协会会刊》、《东西方哲学》、《金 莲》等。纽约沈家桢博士领导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寿冶老法师主持的美国佛学研究与应金玉堂创办的美东佛教研究总会以及美国旧金山宣化上人领导的万佛圣城法界 大学等组织，可说是华裔佛教徒创办的佛学研究的几个中心。
1976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加强佛教各个领域的研究；组织国际佛教学者协作和交流；出版学 习和研究佛教的工具书；鼓励和支持刊布、翻译佛教的原始文献；定期出版《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举行定期的国际佛教研究会议和地区性会议。参加这个组织 的有各国从事哲学、宗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自1976年成立后已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 学、印度那烂陀巴利语佛学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召开了五次学术研究会议。我国也曾派学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国召开的会议。该会现设有 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地区中心。常设的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个地区中心的秘书和若干著名佛学家组成。会址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学系。
2、佛教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自信奉佛教的中国移民登陆美国西海岸以来，佛教在美国的一百多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由原来的边缘性宗教，逐渐 演变为遍布全美、有着数百万修习者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教。而且，至少还有数百万美国人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和电影也对佛教有所了解。 美国人对佛教的 兴趣简直无处不在。书店里摆满了“禅宗与艺术”一类的书刊，《时代》杂志把美国人对佛教的狂热信仰题材作为封面，佛教思想出现在新世纪的宗教学、心理学、 医药，甚至是体育和商业领域。在社会活动领域，诸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保护生态和动物保护一类的运动中，佛教的价值观得到了广泛推广。从加利福尼亚的哈 仙达冈到爱荷华州的田间地头，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史密斯学院到斯坦福大学，佛教研究在学院和大学间活跃起来。甚至有一种化妆品叫“九头蛇 ——禅宗”，它是一种护肤品，是用来舒缓肌肤的。还有一种快餐配料，竟然叫“禅宗宴会混合料”。
很显然，护肤品和快餐食品名称中的“禅宗”一词与我们所说的宗教意义上的禅宗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指的是另一种情形，即社会氛围影响着诸如“佛教”、“禅 宗”等词的使用，这和美国人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美国人倡导简单、自然、和平与融洽的理念。美国人在健康和食品加工方面所追求的是：食品要有益健康，最好是 源于自然的。新兴的都市素食文化的审美观表现为：默默品味，宽容地接受，提倡多元文化的融合。
我们讨论的似乎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可以称为美国人的“长期精神寄托”。它是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中上等的白人阶层）的渴望，他们不满足已经拥有的，还渴 望获得更多；吃的方面，他们应有尽有，但渴望得到一些特殊的精神需求，一些能够获得自我满足的“心理调味品”，使人获得解脱的弥足珍贵的“心灵良药”。这 种心灵上的渴望，尽管在大部分社会中更多地与宗教相联系，但在偶尔的社会中似乎恰恰是对宗教的否定。他们希望得到制度性宗教以外的东西，更多个人的、私人 的内容，更强调“自我”及自我感受，即可以称之为“自我——偶像崇拜”。 美国所有宗教中，佛教似乎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最好的宗教。原因大概 在于它超越了宗教的本位，本身代表着一种自由的智慧资源，而不被束缚于具体的制度、组织、教条或礼仪上。只要有精神需求，他们就会利用佛教来调节一下。他 们能买一些用佛教名词命名的化妆品，去“佛陀”酒吧消费，欣赏“涅槃”摇滚乐队的表演，或观看介绍禅师的卡通片。他们这样做也不用考虑会遭天谴，或伤害人 的宗教感情。他们甚至可以不皈依佛教，却接受佛教的价值观，用佛教方式修行。 这样是否意味着，佛教不像基督教和犹太教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了呢？是 否意味着佛教不是由信徒组成的制度宗教，而仅仅是一种思潮，一种观点或一种体验，就像“女权运动”或“后现代主义”那样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当我们 通过媒体了解到美国有成百万的佛教徒时，我们有何感想？似乎没有人知道美国究竟有几百万佛教徒，部分原因在于没人能搞清楚谁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北卡 罗莱纳大学宗教学教授托马斯·特威德建议我们要关注一类人数众多的信众，他称这类信众为“床边佛教徒”。所谓的“床边佛教徒”，是指那些睡觉前在床边读佛 书的人，他们被佛书内容深深吸引。其中有些人会把自己表述为佛教徒，但他们不愿归属任何事。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佛教支持者”，称他们的床边读物为“公共 佛教”或“传媒佛教”。
佛教新闻的覆盖面似乎很广，它不仅与其他宗教有关联，而且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国际性新闻报道中，佛教几乎从来不会因为亚洲社会的一些弊端而遭到谴责。佛教徒往往被认为是亚洲政治斗争中爱好和平的牺牲品。
当然，他们偶尔也会得到一些让人产生怀疑的线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已经改变了陌生的佛教为东方异教信仰的印象，并把它当做一种熟悉的文化。即使它仍 带有外来性质，也是他们新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特色，并顺利融入到美国社会中来。美国人经常说，我们已经吸收亚裔美国人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模式”了，媒体似 乎已默认佛教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模式。
二、佛教是如何传播到美国的
1、淘金人将佛教带入美国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历经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民生艰难，因此当沿海华人听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时，就不顾生命的危险，一窝蜂地怀着 挖金之梦远渡重洋，来美国打天下，也将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带入，但当时华人倍受排挤，只是在小小的佛堂庙宇中拜拜而已，并没有将佛法弘扬开来。尽管如此，佛 寺扮演了抚慰心灵的角色，是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十九世纪末叶，夏威夷需要大量劳工种植甘蔗与凤梨，这又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抱着衣锦还乡的美 梦，千里迢迢来此谋生。
中国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但不管移民生死，而且责备移民触犯国法，遑论弘扬佛教，宣慰侨胞；相对于此，日本佛教则因为：一、得到各宗派本山（总部）的支 持，派遣传教师来此建寺弘法；二、夏威夷卡拉乌阿国王访日期间得到日本盛情款待，而且当时民族学知识不完备，许多夏威夷人以为与日本人是同族关系，而得到 先天上的优势。1889年，日僧曜日苍龙（ Soryu Kagai）到达夏威夷，以法水来抚慰日本移民的思乡之情，两年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宫本惠顺（ Eijun Miyamoto）来此建寺。但这些僧众的布教活动都局限在日本侨民的圈子里。
2、宗教会议助力佛教的生根1875年，奥葛特上校在纽约创立“灵智学会”（ Theosophical Society），经由这个组织所出版的刊物和主办的演讲，使一些美国人对转世、因果及涅槃等观念渐有认识。1880年，奥葛特上校赴锡兰受持五戒，是为 第一位美籍优婆塞。同年，英国阿诺德爵士的《亚洲之光》诗集在波士顿出版，激起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1891年，达摩波罗在科伦坡成立“摩诃菩提协会”， 其所出版的《摩诃菩提月刊》（ Mahabodhi Journal）受到重视， 因而被邀请出席1893年的“世界宗教会议”（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并发表论文。 在这次会议中，出席者大部分是耶教徒，但达摩波罗及宗演禅师的演说却倾倒全场，使更多人认识到佛法的伟大。此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从事佛学的研究， 佛书的出版也骤然增加。其中，尤以华伦（Henry Clarke Warren,1854～1899）创编的“哈佛东方丛书”（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成绩最为斐然，其他如兰曼（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克拉克（ Walter Eugene Clarke）、 印加斯（ Daniel H.Ingalls）、 依文思（W. Y. Evans-Wantz）、史特劳斯（C. T. S. Strauss）、哥达德（ Dwight Goddard）、陈观胜（ Kenneth Chen）等美国一流的教授学者， 都为佛学在美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畅销书《佛陀的福音》（The Gospel ofBuddha）作者卡洛斯（Paul Carus, 1852～1919），在“世界宗教会议”中对于宗演禅师的论文大为感动，遂于1897年聘请他的弟子铃木大拙（DaisetzTeitaro Suzuki）到伊利诺州的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担任编辑，写下为数颇多的佛教论文、译文及书评。1909年，铃木返回日本从事教学、研究，编辑英文版的《东方佛教》（Eastern Buddhist）杂志，同时又用英文写了很多有关佛学，尤其是禅宗的著作。 1905年，旧金山的罗素夫妇前往日本随宗演禅师习禅，翌年，宗演禅师应 邀访美之后，认为在美国宣扬禅宗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的弟子宗活（Sokatsu Shaku,1869～1954）于1906年率领6名弟子赴美，在旧金山建立禅中心，返日时，留下一名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Shigetsu Sasaki,1882～1946），他在1930年于纽约成立“美国佛教协会”（Buddhist Society of America），1945年改名为“美国第一禅堂”（ First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佛教道场的建立不但安定人心，也增进移民对故乡的强烈认同，其所举办的各种佛教活动，更使得佛寺成为多元化的文教中心。
中国佛教方面，太虚大师曾于1929年赴美国及檀香山各个大学及宗教组织巡回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也视为重要消息予以登载，但可惜没有僧团继踵而来，所以中国佛教八宗圆融的大乘妙谛虽然适合欧美人士的心性，但终归只有播种而无耕耘，无法在此开花结果。
3、战争洗礼促进佛教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是国势最强的时代，但经过战争的洗礼，也是道德观念与哲学思想开始革命的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开始对基 督教教义产生怀疑，人们开始对意识活动及心理状态的研究产生兴趣，并且向往禅宗那种无言的境界，刚好铃木大拙也在1950年到1958年间又来美国执教于 哥伦比亚大学，余暇口说笔书，敷演禅法，在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的情况下，禅风弥漫整个美国，除了日本禅师来美国指导坐禅之外，美国本地的禅师也急速 增加，甚至有所谓披头禅、嬉皮禅的产生，虽然这两种禅与正统禅有别，但是也有嬉皮士后来成为正统禅的修行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士兵派驻日本，其中有许多人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据统计，当时大约有五万个战争新娘。这些妇女大多信奉日莲正宗，她们随丈夫回到 美国之后，当然也就把这个宗派带到美国，甚至使她们的夫家改变原有信仰，而且自从1963年贞永昌靖（Maysyasu Sadanaga，后来改名为George Williams）投入该宗，在他的积极运作下，信徒大增，日莲宗成为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佛教的主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参与亚洲各国的军事行动，接着韩战、越战、第七舰队防守台湾海峡等等，凡此都使美国人有机会接触到东方文化的主流佛教，甚至 在美国大学的课程里也出现相关课程。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许多华人移居香港、台湾，其中也有少数人移民美国，7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及美国当局均放 宽限制，许多出家人相继赴美弘法，中国佛寺也因此在华埠地区相继成立。例如：1953年由知定法师创办的檀香山华侨佛教总会虚云寺，与1955年由邓燮荣 居士等人筹建的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檀华寺（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都是檀岛著名的中国佛寺；1962年应金玉堂女士在纽约创办的“美东佛教研究总会”，是美国东部中国佛寺的嚆矢；1960年旧金山的 “美洲佛教会”，则是西海岸第一间佛寺。1968年，宣化法师在旧金山成立的金山寺（Sino-America BuddhistAssociation），收了许多美国籍的弟子；沈家桢居士于1970年之后，相继在纽约创办“大觉寺”、“庄严寺”及“国际译经 院”，目的在提倡佛学研究；1975年，圣严法师在纽约创立禅中心（ Ch‘an Center）；1978年，净海法师及永惺法师在休士顿成立德州佛教会。 1959年，中国西藏喇嘛纷纷出走印度、欧洲，并辗转来到美国，其中将藏传 佛教传入美国者， 主要有三位：一、川巴（Chogyan Trungpa）：于1967年来到美国，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巴内特（Barnet）创立虎尾禅坐中心（Tailof Tiger Meditation Center），于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宝尔多（Boulder）成立Karma Dzong禅坐中心。二、塔尚（ Tarthang Tulka）：于1968年来到美国，翌年在加州柏克莱校园旁的山坡上设立西藏宁玛坐禅中心（Tibetan Nyingmapa Meditation Center），是第一个专为美国人设立的西藏禅坐中心，后来又陆续设立佛学院、出版社、印经院及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区奥地安西藏宁玛文化中心 （Odiyan Tibetan Nyingma Culture Center ）。 三、噶玛巴（ Kamapa）：于1974年率弟子到美国，后由数位喇嘛在纽约市建立道场，在加拿大创办佛学院。
4、大法西来与佛光普照1976年，台湾星云法师组团代表中国佛教会访问美国，庆祝美国立国两百周年及弘扬大乘佛法，此后美国不少友人及信徒前往佛光山参 访，并邀请星云前往西方建寺弘法。1978年，时机已经成熟，慈庄法师及依航法师先到美国准备筹建道场事宜，并预先将此道场命名为“西来寺”，取其“大法 西来”之意，一个月后，星云法师随即赴美勘察建筑用地，并接受东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8月8日，国际佛教界人士如越南天恩博士（东方大学校长）、美国 普鲁典博士、麦克律师、锡兰毗雅蓝达、德国阿难达比丘、西藏格尔深喇嘛、英国蒲如丁医师、日本中嵨清先生、中国褚柏思居士、香港了知法师、阿根廷王国正居 士、马来西亚吴美云居士等20余人，以推动国际佛教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一致推举星云法师为会长。
当星云法师发现原先的寺址是住宅用地，不能作为宗教集会场所时，旋即于附近购得七公顷山坡地，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向洛杉矶政府申请建寺，同时又 于1979年，先在洛城市区购买一座耶稣教堂，改建为白塔寺，暂作信徒活动集会的场所。经过六次公听会、135次协调会，西来寺终于在1985年获准建 寺，并于1986年正式破土开工，1988年7月24日举行佛像开光， 同年11月26日举行落成典礼暨传授三坛大戒、水陆法会，当期《生活》杂志（Life）形容西来寺为“美国的紫禁城”，而且誉之为“西半球第一大寺”。在 历任住持慈庄、心定、依空、慈容法师的领导下，法务蒸蒸日上，不但举办各种修道戒会、共修法会、讲习会议、佛学班、技艺班、国际学术会议、慈善救济活动 外，并设立相谈中心、视听小组等弘法单位，同时又迈开脚步向外拓展弘法的因缘，如今佛光山在加拿大、北美、中美、南美共有30余座道场。
1992年，国际佛光会在美国成立总会之后，美洲各地的协会、分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在美洲地区有37所协会。各地佛光道场与佛光会同心协力合办点亮希望的灯、浴佛法会、儿童夏令营、 青年生活营、佛光成年礼、佛教文化艺术展览等，都受到大众的欢迎。有鉴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990年，星云法师在洛杉矶创立西来大学， 于立案之初， 即被教育当局评为“特优”等级，1994年政府准予核发I-20，招收国际学生，校务扩大发展， 遂于1996年迁址于柔似蜜校区，《圣盖博谷论坛报》在报道中盛赞西来大学将是“佛教中的哈佛”。
1993年10月，于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设立佛光山纽约道场，现任住持依恒法师在此积极弘法，固定举办各种法会共修、佛学讲座、禅坐讲 习、佛经开示，并组织妇女讲座会、青年会，成立合唱团、各种才艺研习班、读书会等；也不定期举办皈依三宝典礼、社区公益服务、协助佛光会友信徒举办婚丧喜 庆等社教活动。
道场附设有中文学校、星期儿童班，使儿童从小便能接受中华文化及佛法的熏陶。1995年10月正式注册成立童军团，为纽约区佛教团体的首创，也是在美华人 子弟迈入主流社会的一个起点。 1996年，美国副总统高尔拜访西来寺，各新闻媒体均称亚裔人士的光荣；不久，总统克林顿与西来寺住持慈容法师晤谈，称 扬西来寺在东西文化交流及净化人心方面的贡献。同年慧开、依法法师分别于天普、耶鲁大学获得宗教博士学位，为国际弘法增添双翼，其中慧开法师回台任佛光大 学南华管理学院教授，依法法师则于1997年荣获第35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为历年来获得此一殊荣的第一位比丘尼。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佛教在美国受重视和受欢迎程度。它彰显了佛教无以言表的感召力，相信阿弥陀佛的无限光明在未来会照耀更多的美国人。（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